比尔·盖茨是数十年来世界上最有钱的那几个人之一，但他同时可能也是最常面对尖锐问题的人。在关于他的采访中，提问往往毫不客气——你觉得自己是个书呆子吗？究竟是你抄袭了乔布斯，还是乔布斯抄袭了你？你家孩子有iPhone、iPad或者iPod吗，你同意他们用乔布斯的产品吗？你有没有问过特朗普总统，他愿意捐出自己半数以上财产吗？路上如果掉了美元，你真的不去捡吗？
每年年初，比尔·盖茨夫妇都会写一封年度公开信，记录他们对于过去和未来的看法。今年他们写下第10封公开信，信里就包括了迄今为止他被问到过的10个「最难回答的问题」。
2月1日，比尔·盖茨先生邀请包括《人物》在内的16位中国记者参加了一场关于他的采访。显然，他想再多听一次来自中国的声音，任何问题都可以，只要是「源自中国的难题」。
以下就是来自中国的新年提问。
整理撰文｜李斐然
编辑｜金焰
关于慈善
《人物》：我对「捐赠誓言」（theGivingPledge）很感兴趣。我知道您非常擅长跟世界上最有钱的人打交道，说服他们捐出半数以上的财产，加入捐赠誓言的行列。我看到，这份名单里已经有3位中国富豪的名字。这当然是件好事，可是很显然，他们并不是中国最有钱的那3个人。我知道您私下认识中国最富有的那些人，那么，您有没有跟他们提起过这件事？中国富豪对于捐出自己半数以上的财产感兴趣吗？如果感兴趣，为什么您的名单上没有他们的名字？如果不感兴趣，您觉得问题出在哪里？是什么阻碍了他们做出这样的决定？
比尔·盖茨：你要知道，要不要选择做慈善，说到底还是一个自愿的决定。我喜欢跟人谈论慈善，谈论慈善带来的影响，以及你能如何将慈善变成一件有趣的乐事，让生命因此变得更加充实，这种乐趣也包括跟自己的配偶一起做出这个决定。
我不得不承认，在动员成功人士做出行动这件事上，我在美国取得的成绩要比在其他国家好得多。因此，每次来到中国，除了正式访问，我都期待能有些关于慈善话题的讨论，它们也是行程安排中的优先考虑重点。我们已经和中国的慈善家们联合创办了深圳国际公益学院，它旨在探讨中国慈善行业的最佳实践方案，以及中国慈善应呈现出的独有特色。
显而易见，如果政府出台相关政策，会让慈善变得更有吸引力，例如简化慈善机构登记流程，出台税收优惠政策等。因此，对于政府感兴趣的一些领域，我们也向他们分享了基金会在其他国家的做法。
对于中国的慈善发展，我真的非常乐观，我相信很多中国成功人士会愿意捐出他们的财富。几年以前，还没有一个中国人加入捐赠誓言，但随着相关对话的增多，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非常棒的榜样。中国和印度将会成为捐赠誓言成员人数增长最快的国家，这也恰如其分。所以，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会努力跟更多人展开对话，在财富对话这件事上，尽力做得更好一些。
果壳网：有很多经济学家认为慈善行不通，您是否曾和其他人讨论过慈善的价值和效用？为什么您和梅琳达女士认为慈善能够做那些政府和企业所做不到的事情？
比尔·盖茨：慈善是一个独特的行业，规模比私营部门或政府部门都小得多。即使在慈善规模最大的美国，慈善部门也只占经济总量的2%——涵盖了环保、文化、宗教、教育以及医疗研究等多个领域。但每一个部门都能发挥独特的作用，以绿色革命这一伟大的运动为例。绿色革命创造出更好的种子，使世界上主要的粮食作物产量翻番，包括稻米和玉米。绿色革命得到了洛克菲勒基金会及福特基金会的支持，促使整个亚洲在上世纪60到80年代不仅没有遭遇大饥荒，粮食摄入量还出现了提升。印度、巴基斯坦都种植了改良后的种子，最终中国也受益于绿色革命，尤其在中国80年代改革开放后。
所以说，慈善带来了很多出色的成果，包括提供奖学金、孤儿救助、助残、提高环保意识，等等。虽然只是经济很小的一部分，但慈善部门在推动新想法的诞生、推动那些政府不太可能去做的事情方面扮演了非常独特的角色。很多国家也羡慕慈善在这里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我看到全球的慈善行业逐渐兴起，一方面是因为人们变得更加富有，另一部分是因为大家看到慈善能够发挥的作用。亚洲有很多有创新意识的慈善家，包括中国和印度，所以我也很高兴看到他们在各个领域所做的工作。所以慈善领域的一些大动作及其取得的成就完全可以证明慈善的价值。
凤凰新媒体：据我了解，基金会在中国的预算比在印度或者非洲要少很多。您一直强调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重要性，为什么基金会不在中国投入更多的资金？另外您在未来几年有哪些新的计划？
比尔·盖茨：盖茨基金会迄今在中国投入了数亿美元，包括资助科研，开展艾滋病防治、结核病防治和烟草控制等方面的项目。但你讲的没错，我们在印度和非洲投入的资金更多。事实上，很少有慈善机构有我们这么大的投入，其中部分原因是由于印度和非洲的健康挑战比中国严峻得多。非洲很多国家的儿童死亡率是中国的10倍以上。我们对于我们在中国的工作以及与中国建立的合作伙伴关系感到非常自豪，单在结核病防控一个方面我们就取得了十分令人瞩目的成绩。我们也希望推动其他方面取得更多进展，包括帮助食药监总局尽快与全球监管标准接轨，以及全球健康药物研发中心正在进行的药物研发工作等，这些不仅对中国，对其他国家也将产生十分积极的影响。
总之，我们认为基金会的工作正在产生很大的影响。随着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实力不断提升，我们在非洲的慈善投入比例也会相应更高，因为非洲不仅人口增长率高，而且全球最贫困的一些国家都在非洲。
关于健康
财经：您在摩根大通的健康峰会上提到，您将致力于减少全球健康领域的不平等，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世界需要更多的创新。然而，现在很多创新药和治疗方法都非常昂贵，比如CAR-T细胞疗法花费就高达80万美元。您认为应该如何利用科技创新让更多医疗服务变得更加可及？在技术创新方面您有什么样的建议？
比尔·盖茨：基金会一直积极努力降低一些过于昂贵的药品和疫苗的成本。比如，我们为某个一流的新型HIV治疗方案提供了价值4亿多美元的销量担保，帮助生产商优化生产成本，现在患者每年只要花费不到美金就能获得相应的治疗。我们在不断寻找低成本生产商，帮助他们覆盖一部分研发预算。要想达到降低价格的成效，采购量必须足够大，成本也必须足够低。我们已经研制出了低成本的霍乱疫苗和伤寒疫苗。再比如心脏类疾病的药物，我们资助了合作伙伴TomFrieden，力求让降血压药物以更低廉的价格进入贫困国家。很多新的医疗发明一开始是比较昂贵的，但是我们希望能够加速降低成本的过程，让这些发明惠及所有人，帮助我们实现健康平等的目标。在贫困国家，我们从负担最重的疾病着手，这类病迄今仍以传染性疾病为主。当然，从长远来看，我们希望将这一方式拓展到所有其他疾病类型，最终实现健康平等。
新华社：癌症仍然是全球两大疾病杀手之一。您认为未来几年在癌症治疗上是否会有所突破？盖茨基金会是否会加大这方面的投入？我的另一个问题是，您去年当选了中国工程院的院士，对此您会做哪些事情？
比尔·盖茨：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对我来说是极大的荣誉，也给了我和其他院士沟通讨论的正式渠道，我十分珍视这样的机会，会在我来中国访问的时候充分利用这样的机会和他们交流。
对于癌症领域，基金会在控烟方面开展了很多的工作。吸烟仍是人们得肺癌的主要原因，而肺癌又是很大的健康杀手之一。因此，我们在控烟方面投入大量资金，努力减少吸烟造成的肺癌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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